前几天想到后再也不敢拖延了，于是赶快把DVD拷贝到硬盘上去。但是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三张DVD中的部分内容无法拷贝。唯一还可以庆幸的是，原始的8mm录像带还都在，于是赶快到我上次去的那家店请他继续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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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DVD基本上是我和太太到泰国旅游的录像以及老彼得的录像，而老彼得的录像中还有我父母不少的镜头。父母已经都离我而去，虽然在我的脑海中还是能清晰的涌现出他们的形象，但总不如看实际的录像来的实在、生动，而且在回忆中只有图像而没有了声音。

父亲出境不多，最精彩的是在老彼得满月的时候家里吃饭时他用筷子蘸了老酒去喂老彼得……而老彼得4个月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母亲的镜头还算多，抱着老彼得弹钢琴，教他认字啊什么的。

现在回头看这些珍贵的镜头，我突然发现我还是做错了一件事情：镜头过多的给了老彼得，很多时候只有父母的一个侧面，一双手甚至只有他们的声音。可惜我不能将时光倒转，否则我的取景绝不至如此。

父亲去世已经8年有余，母亲去世将近5年。现在回头想，已经不会怎么哭了，但是心里还是难受，正如我在打这些文字的时候，泪水浸润了我的眼眶一样……

愿你们在天堂幸福，并保佑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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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是KMT的，外婆也是（至今健在），而外叔公也是KMT。而且，更糟的是，他们的职位还都不低；最糟的是，解放那会，外婆去了台湾，而外公和外叔公被滞留在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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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母亲回忆，她小的时候一直是住小洋房的，进出都有卫兵敬礼。可惜，到现在我们家都还没有住上那种小洋房。

外公是很帅的一个老人——因为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很老了。作为KMT在大陆被关押人员中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我几乎应该是到了我快10多岁的时候才见到他。他个子不高，但是确实很帅。我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一身戎装，当真是迷死人不赔命。而且他还长着一个很有个性的鹰钩鼻子。我三姨的鼻子最象他。

外公的英语水平是相当不错的。据说和外婆写情书的时候，都是用英文的。我记得有一次他和我普及英语知识的时候就问我：

work-worker
teach-teacher
那么
east-easter呢？

我想当然的说：那应该是东方人？结果外公哈哈大笑，告诉我说，Easter其实应该是复活节才对啊。从此我再也没有忘记过那个单词。

外婆去了台湾后，外公一直单身未再娶。所以，每个礼拜都会轮流到三个女儿家吃饭。到我家吃饭是他最开心的，一则是我学习成绩算最好，可以和他一起说说英语；二则我家藏书最多，所以他有什么书都留给了我父亲——其中也包括一些很老的马列著作，例如王光南翻译的《资本论》。

外公特赦出来后，先是到苏州的虎丘工作。他当时牵头的一个项目是虎丘塔的修复工作。大家知道，苏州的虎丘塔素有“东方的比萨斜塔”之称，在80年代，这座塔已经歪歪扭扭的不成样子了。当时国内就组织了一大批专家来商讨拯救虎丘塔的方案，外公就是苏州方面的协调人和负责人之一。

我清晰的记得，那年外公叫上父母亲和我，我们四个人一起登上了虎丘塔。不久之后直到现在，虎丘塔都是对外封闭的，严禁游人登塔的。这个也成为我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引以为傲的事情。

虎丘塔的维护后来如何我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外公后来调到了苏州市博物馆。我基本上每周都会去看他，顺便免费游览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是太平天国忠王府所在）。所以，我对苏州历史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每周的“必修”。

他当时就住在现在的“菲芜馆”内。

上面这张照片是06年底我们一家去苏州博物馆新馆时顺便到老馆去拍的。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流泪了——因为我几乎可以完整重现当年外公住在那里时的场景……

外公在博物馆时，已经将近70高龄了，本来国家安排他去这里也只是想给他养老，并不指望他有什么贡献，最多是当个活档案罢了。可是就是在那里，他完成了他人生历程中最伟大的事业。他和一位志同道合的忘年交合作，提出了钱币收藏、管理的新概念。我还清楚记得他和那位朋友（孙国宝先生）合作的论文题目是：变废为宝，变熔为用。

当时的中国钱币收藏还很落后。除去少量民间祖传收藏+国家收藏外，很多古钱币都是被当作废铜烂铁处理的。殊不知，其实一枚小小的铜钱，有些在国际市场上的标价远远超过同重量的铜、黄金、钻石！但是，当时的思想还没有如今这么开放，铜钱作为文物，其流动性还是一个一个半“禁忌”的问题。他能提出这个想法，特别是考虑到他作为一个KMT“余孽”提出这个想法，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所幸的是，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当时中央的大力支持。于是成立了中国钱币学会，外公当选理事。我也耳濡目染的收集了一些钱币——很多是拜外公所赐。我在高中时还参加了苏州市中学生钱币收藏展览。我现在只是纯收藏这些钱币，而不会去进行任何研究了……

比如这个汉灵帝时期的“四决五铢钱”：

比如这个“康熙通宝”，是传说中的“罗汉钱”（“熙”字的写法和现代一样）：

再比如这个“五五五五”钱。品相极佳。

外公看到了我考上大学。因为长期抽烟而最终死于肺癌，终年76岁。我没有看到他最后的时光，因为那时我在上海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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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叔公是我外公同母异父的弟弟，比外公小5岁，但是早去世4年。他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他的去世是我最伤心的，也是我母亲最伤心的。

那时外公已经搬出齐门老宅，到了博物馆住，他一个人留守我母亲家的老宅。那时一个三进的老房子。中间有个天井，天井里有口井。

在他去世前一天，我还去看望他，和他下象棋，还在研究一个残局如何走。第二天我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将我叫出了教室。我几乎是第一时间冲到了老宅，可他已经去世了。

外叔公戴一副眼睛，我一直叫他“镜镜阿爹”。外公被关押后，母亲三姐妹还小，是靠着叔公养大的。叔公在齐门横街的一家国营饭店当炊事员（但是他不胖！），三姐妹靠在早上的菜市场里卖猫鱼换点小钱贴补家用。为了这三姐妹的抚养，叔公终身未娶。这个是母亲和阿姨们最感动的。而自从检查出他有心脏病后，我母亲一直想让他和她们姐妹一起住，但是，一来当时所有人的住房都紧张，二来叔公的脾气也很倔，不愿“寄人篱下”，所以在三个姐妹处各住了一个多星期，表示了一下你们的孝心我领了之后，执意搬回了老宅。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心脏病突发时，没有任何亲人在身旁，而那时的通讯、交通都是极度落后，错过了宝贵的抢救时间，他就这样离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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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昨天还和我说说笑笑下着棋的老人，今天就突然死去。对当时的我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我记得我是放声大哭了一次，而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那么痛苦过。

外公去世后，我们也将叔公的骨灰盒一起安葬，还碰到了一些小麻烦。他的骨灰盒特别高，一般的墓穴都太浅，放入骨灰盒后，顶盖盖不上。于是我们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加砌了半块砖。

次年的清明前，母亲一日醒来后对我说，昨天镜镜阿爹托梦给我了，说是他的房子漏水。今天我一定要给坟客打个电话。坟客回报说，是的，他的墓穴有些漏水，原因是后砌的砖不是很牢固。我已经让人重新砌好了。

所以说，有些事情还是很神奇的。冥冥之中，真有那么一些我们不能掌握的东西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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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脾气一向很直。在苏州话中，这个“直”可以理解为：直来直去，也可以理解为“笃头笃脑”。而爷爷的脾气更多的是属于后一种。

爷爷有两个儿子，一个当然是我父亲，另一个是我二叔。苏州人说“大笃二刁”，意思是说老大比较憨厚而老二比较活络一些。这句俗语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验证着，在我们家也不例外。

我不可能记得我父亲年少时的故事，父亲也很少和我讲——多半是因为实在不会是很愉快的回忆。我知道的是，爷爷对二叔比较偏爱，分家时为他安置了一间小房子，而没有给父亲留什么；在父亲和二叔的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他比较“反常”的会不听大房的意见，而听二房的意见。

可是，我父亲是不在意的。他的天性良善，这些小小的问题（或者说：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根本无法影响他对二老的孝顺。

多年以后，爷爷终于认识到了他的“错误”。真正为他们二老打算的是我父亲和母亲：为他们搞定房子，免得他们一直寄居在好友闲置的房屋中；在奶奶患上脚痈的时候，是我父母找到比较专业的中医，而我每天坚持用自行车将奶奶推到医院去换药；是我父母在他们每个月不多的收入中，扣除了我的大学生活补贴后，还能定期贴补他们一些……而这些是他一直宠爱着的小儿子一家根本就没有做到的。

当然，我这个大孙子也没有让“祖上”丢脸，当时我是第一个在我这辈考上大学的，而到2004年被证明还是唯一的一个，并很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我还有一个最小的堂妹应该开始考大学了）。而他之前也是“爱屋及乌”的宠爱孙女的（我的堂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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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最大的本领是水果方面。我之前说过，他是水果行出身，在这行干了一辈子。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三件事中有两件都和水果——更确切的说是西瓜——有关。

当时的石路阊门还没有这么热闹和整齐。一到夏天，运河里就挤满了从乡下来的驳船，船上当然就是新鲜上市的西瓜。爷爷和我在休息的时候就会步行走到那里，然后挑上20个生熟不一的西瓜，然后花钱请个脚夫挑回家。

这20个西瓜基本可以吃一个夏天了。而爷爷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挑的西瓜，说熟了的、今天吃，那一定是在今天吃；而即使现在比较生的，在家里捂一捂后，过几天也会很好吃。我从他那里学来的挑西瓜本领一直到“包熟包甜”的时代来临之前，都是一门很抢手、很专业的本领。即使到了现在，我也一律自己挑西瓜，但是一来现在的西瓜大多经催熟，二来现在的西瓜都可以包熟包甜，我的成就感低了不少。Sigh……

西瓜灯是我爷爷教我的第二个和西瓜有关的东西。做西瓜灯一定要挑个头适中、皮薄的那种西瓜。切的时候要从顶部往下2-3公分处下刀，然后用勺子剔出所有的瓤，还要将皮尽量刮的干净。然后稍微晾晾干。在被切下的上面的比较小的瓜体上，用木棍穿过瓜皮两端露出一点，然后缚上棉线，集中收到一根竹竿上。这个是提西瓜灯用的。

而对于下面的比较大的瓜体，可以在外面用小刀刻点花纹或字，但要注意不要刻破了瓜皮才是。接着用铁丝绞一个蜡烛钎，再寻一根短点的蜡烛（那时家里经常断电，蜡烛是必备的），插到钎子上点燃后小心放入已经空了的瓜体内。

最后，用一些木棍将上下瓜体对穿后就可以将西瓜灯拎起来到处招摇了。一般这样的一个西瓜等，可以玩上个3-4天，直到瓜皮干枯，上下之间缺少了必要的拉力为止，或者没有了蜡烛头为止……

每每想到此处，在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拎着西瓜灯到处晃悠的小P孩的样子，脸上是满意的笑容……

爷爷另外常带我做的一件事情是带我去观前街北局看动画片。由于成分问题，我母亲每周都要去学习班，是不可能带我的，而父亲那时的工厂也要大干快上，周日也很少有时间带我。所以，爷爷经常带我去看动画片。我深刻的记得，现在我看的很多动画片几乎都是那时看的。我现在也仍然非常喜欢看动画片（木偶片、剪纸片），这肯定是小时候的影响太深刻了。如今这个北局影院早已荡然无存，而当我每次走过原址的时候，都会在心里停留一下，哪怕只有一秒钟……

太子也很喜欢动画片，但是他所接触的动画片，大多来自现代媒体：电视、DVD/VCD、网络下载……他恐怕再也体会不到那种只有周日一个短短的上午才能去看一次动画片的兴奋和期待了。对此我倒是没有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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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还算是幸运的，毕竟他看到我上大学，毕业，工作。还享受到我“孝顺”的东西。

他走的很安详，因为要赶着去看望二儿媳而不慎在路上摔了一跤，而引发了中风和脑溢血，他是在很安详的睡梦中去世的。他属龙，1996年去世，享年80岁。4年后，老彼得出世，也是属龙……

我的老太公是长房，我爷爷也是，我父亲也是，我也是，老彼得也是……

到我这辈，已经是“六房合一子”，也就是说我只有堂妹，而没有堂弟……

为任氏延续血脉的任务，在我这儿算是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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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自从摔坏腿之后，一直卧床，历时将近5年。她于2007年去世，享年87岁，属羊。

一直卧床的后果就是脑子越来越不灵光了。她最喜欢问的就是“你爸爸还好吧？”（父亲是2001年去世的）或者“你妈妈还好吧？”（母亲是2004年去世的，在2001年父亲去世后除了那次为奶奶看脚外，她再也没有去看过她——不是因为她不孝顺，而是因为她“无法面对老人家必定要问的一些问题）或者“你们搬家了吧？”（我99年就搬到新城花园了，而且奶奶还来新家坐过一次）之类的问题。

她比爷爷更有“福气”，看到了我结婚，看到了重孙。每次和老彼得去看她，我都会“强制”老彼得和老太太握握手——我承认，老人干枯的手对孩子还是有一定的刺激的，但是老彼得很听话，有时他还会用自己的小脸去蹭老太太的手。这时的我，往往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一方面我要若无其事的和奶奶聊天，说些不着边际的谎话：爸爸身体不大好，所以不能来看你，医生让他休息；妈妈退休了，也不出去上课了；我们早搬家了，请了个阿姨收拾房间、做饭；我一个月能赚3000块钱，给你用是绰绰有余的……

一方面我要看着这一老一少的亲情互动，然后在内心深处一面哀叹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一面哀叹为什么我的父母不能享受这样的时光……

最后一次去看奶奶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我了。可是在她面前，我还要笑，鼓励她多吃！多用！反正我赚好多钱，够你用的！可是，走出敬老院的一刹那，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我知道，我的还在世的长辈中，又有一位将不久于人世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无助、无奈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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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生命还将继续。我只能这样鼓励自己。

根据父亲的描述，老太公和老太太约在19世纪末期从无锡迁移到了苏州，并定居在苏州皋桥堍，老房子至今还在，只是已经易主，被改造成了一间制作烧烤卤味的小酒店。

老太公、老太太生育了三子一女，我的爷爷是长子。次子英年早逝，三子很早独立，较少与长房往来并时有龃龉，最小的女儿嫁与陆姓人家。

老太公当时在石路朝天禄开了一家水果铺，靠贩卖水果为生。他去世后，按照惯例，店铺就传给我爷爷（长子）打理。店铺在解放后进入公私合营的渠道，爷爷也就将股份赎回，安心当小伙计。此乃后话，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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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直到我读小学三年级左右才去世，享年八十有余。一生无病无灾，得以善终。她的去世引发了家庭巨大的变化，这也是后话，暂时不提。

皋桥堍的老宅是我出生的地方。对这个老宅我是有感情的。

在我的记忆中，老宅是一开间的门面，进深三间，两层。底层进门是客厅、餐厅兼厨房，第二间是个简单的隔间，第三间沿河，是我二叔的房间，有个后门可以到后院并下到河边。后院还有一个井，夏天用来冰镇西瓜最好不过。

后院是我最喜欢玩的地方。那时人们的互相提防意识没有那么强，所以从我家的后院可以直接走到邻居家的后院。邻居家的门面是两开间，但是进深只有两间，所以他家的后院就特别大。我经常窜过去抓蟋蟀、拔狗尾巴花啊什么的。

从厨房和餐厅上楼梯就到二楼。二楼朝南是我父母和我的房间，这个房间也是最大的，还有一个阁楼。父母住这个房间，也算是对长孙的优待吧。朝北隔成两个房间，分别是爷爷奶奶、老太太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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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是长房的长孙，所以小时候是很得宠的。任氏一脉有后，有了我就有保证了。更何况父亲少年重病，能有后嗣已经是大幸。家务活我是从来不用做的，好吃好玩的东西那一定是归我享用，何况那时家境虽然不是富裕，却也不是很紧张。

那时的事情我已经不能记得很多了。只能零碎的记下这么一件有关老太太的事情：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书。每个月都要买一本《少年科学》来看。我每天从学校放学回家，都要路过邮局，每当杂志快要到的时候，我就会进去问一下当月的《少年科学》是不是已经到了。我记得有一天我进去问过之后，知道最新的杂志已经到了，于是就急忙冲回家准备向父母要钱去买。不巧的是，父母、祖父母都不在家，只有老太太在家。于是我就很自然的向老太太借了一毛钱去买了书。

父母回家后，我也似乎忘记了将借钱的事对父母说。还是父亲事后发现我在看新的杂志，于是就问我买书的钱是哪里来的之后我才告诉了父亲。我记得父亲还责备了我几句，大意是说，老太太并没有什么收入，每个月的收入就是各房的月供钱，数量也极为有限，我应该等他回来问他要钱，而不应该那么着急的向老太太要钱。我不记得当时我说了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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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很破旧，特别怕下雨。一旦下雨，就有点象郭德纲相声里说的：有时候屋里雨实在太大，一家人就跑到马路上去避雨去。当然这个是太夸张了一点。不过，每逢下雨，父亲都要准备好脸盆、脚盆积水是真的。一俟天晴，父亲就要到杂货店去买新的油毛毡爬到屋顶去修补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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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的记得1976年，我那时6岁。那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在家中做作业的时候，母亲从外面早早的回来了，拿着一张报纸，上面赫然印着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我那时还小，所以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只是看到父母的脸色都很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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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会想，那时的人的生活真的很简单。没有电视，收音机都是稀罕物件。傍晚时分，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抬饭碗”的习惯，也就是端着饭碗串门聊天。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鸡毛蒜皮，就在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聚会时间中得以沟通和交流。如果万一有什么家庭纠纷，邻里矛盾也大都会在这样的氛围中得以商量和解决。

那时马路上的车还不像现在那么多，所以小孩过马路是很随便的事情。我就经常会揣着老太太或者奶奶给我的一分钱、两分钱窜到对面的杂货店买点零嘴吃。也许我现在特别喜欢吃零食就是那时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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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最喜欢吃的是隔壁陆稿荐做的叉烧。这种叉烧是正宗的苏式叉烧，和现在的广式叉烧大相径庭。可惜不能总吃，因为一碟叉烧很贵，只有在重要的日子或者有重要的客人来时，我才可能揣着钱被委派着去那里切一点叉烧回来。

说到吃，还不能不说如今也很有名的哑巴生煎。哑巴就住在我们家隔壁的隔壁。他做生煎的手艺实在是高——不论这评论中带有多少主观的成分。可惜生煎也很贵，一般我都会被委派着去买半客——也就是四个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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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的玩伴是很多的。玩的东西就比较乏善可陈了。我记得的有：

• 壁虎撑。双手双脚撑住两边的墙壁往上爬；
• 拍香烟壳子；
• 凿烂泥；
• 灌蚂蚁窝；
• 自来火枪——可惜我一直没能真正拥有一把自己的自来火枪；
• 打玻璃弹子；
• 打橡皮筋；
• 下棋；
• ……

凿烂泥是很有趣的一个游戏。值得描述一下。

一般凿烂泥的游戏是双方互斗，每方2-3人，人数相等。先相距一定距离在烂泥地上用小刀刻一个圈，作为各自的大本营。然后轮流开始前进。前进的方法是，将小刀平放在掌心，然后向上抛起，小刀于是会在地上打出一个坑，接下来就要从大本营或者上一个坑向这个新的坑划一条线。如果这两点之间的距离超过手一跨的距离，那么就视为无效；如果两点距离在一跨之内，那么是有效的。双方交替进行这样的前进，一直到进入对方的大本营为止。

一旦进入对方的大本营，就要开始最后的攻坚。这是的方法就复杂起来。一方需要连续用若干不同的方法将刀掷入对方的大本营区域才算是真正摧毁了大本营。这些掷刀的方法有：手心向上抛掷，手背向上抛掷，拎住刀尾将刀快速甩下等等。这些方法中有任何一次失败都视为失败，并将在下次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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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去世后，安葬在凤凰公墓。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她的墓葬的位置了，估计也已经荒废了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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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宅的一段时光，是我的童年。童年总是美好的。

然而阴阳相隔，阴阳相对，这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也许刚刚开始……

人到了一个特定的阶段，他所还要经历的事情就会比他已经经历（虽然可能忘记）的事情来得少，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他定下心来写回忆录的时候了。

我常常冥想这另一个世界的一切：是否存在？是不是有天堂（极乐世界）和地狱的区别？甄选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更多流于哲学带给我的快乐和痛苦兼备，收获和迷茫并存。

但是，更多时候，这样的冥想是纯粹伦理立场上的。自身年龄的不断增长，亲人的不断离去，让我不能不无奈而又严肃的面对这个问题。

当我在电脑前敲下这些文字，并转而变成数据库中的一条记录，我其实是在编写属于我自己的历史：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我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恰如我现在所做的那样。

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头看我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就有了三重的体验：

• 对文字描述的东西的再度体验；
• 对我当时用这些文字描述的再度体验；
• 而这些再度体验又将成为一种新的体验，或者引发新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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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有很多话我想对你说。但是很多时候，我要陪你玩，陪你做作业……太多的杂事影响了我的情绪。我尝试着一种clear cut，但是毕竟有一些时候我没有能很成功的做到，而这时你看着我的眼光是很无辜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理解我为什么会对一件小事而突然对你“上纲上线”了起来，我猜你是不知道。其实我所要批评你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我那样生气，而我之所以生气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情。我虽然教育着别人：不二怒，不迁怒。但是不能不说，有时连我自己都做不到。

还有一些话，对你说的时机还是没有到。如果我只停留并满足于在口头上对你说，那么一来你根本不会理解多少；二来我害怕一旦我猝然离你而去，你将永远没有机会再次听到我想要对你说的东西。

所以，趁着我还有时间，还有能力，让我把能想到的、要对你说的话，一并的记录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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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刻刻想念一个人（记住一件事情）和永远想念一个人（记住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后者可以做到而前者几乎不可能做到。当岁月流逝，偶然的一个场景让你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一件事情，那么这两者之间已经跨越了时空的阻隔而有了一种微妙的联系。这种微妙的联系在卡尔维诺著名的《帕洛马尔》的《错配的拖鞋》中已经描述的很精到了。我自忖无法描述的更好，所以只好推荐你去看原文。

你的存在是有着充分的因果联系的。祖辈的结合，父辈的结合，才诞生了你。所以，回溯一下逝去的亲人，是我想对你说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