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之后，收获总是有的。但是谈不上更深刻的认识。看这样的书，我总是跳着看，大段大段的跳。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朝代的更迭、帝王的兴替、文学艺术科学工艺等方面的东西，对经济、农民起义等方面的东西都会跳着读。

不管怎么说，总算是看完了，这个是不能被否认di。

1500本书，读一本大概需要一个月，1500个月就是140年。生命中没有140年来看书。但是我还是要看，继续看——毕竟，有些书是不需要用1个月来看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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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严格的说——也正如《中国通史》所采用的断代方式——1840年后的中国历史就不再属于古代史。一个大国的崛起和衰败，其中的教训是值得回味的。

康雍乾三朝，可以说是封建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盛极一时的珠光宝气未必不是过眼云烟。历史的车轮的惯性是如此之大，将清王朝拖入堕落的深渊。

当后人回顾历史，总能总结出教训。但是当时的人未必不知道。

知道的，要么是选择不说出来；要么是明确的认识到说出来会杀头或者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而选择沉默；要么是认识到所谓的积重难返而选择放弃。总之，只要在自己一代和下一代还能过的去，就得过且过吧。责任是有跨度的，不可能也不应该无限制的罩下去。

下一本准备看什么呢？

从中我想到了这么一些点，趁着还记得住，就先写下来。

1. 换朝代当然就是换人——不是简单的换皇帝，而是换了“别姓”的皇帝。而且明清交替更是换了“外国”人（至少是外族人）当皇帝。
2. 要“复明”就是要回到原来的朱皇帝。
3. 不论“朱皇帝”本身能力如何，皇室血统的正宗与否才是最根本的考虑因素。
4. 这一个现象在现代社会的演绎就是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联姻，通过政治世家之间或与政治世家的婚姻关系，从而获得晋身仕途的路径；其二是扩大化的领域，政治联姻不一定非要体现在仕途，而是向企业、经济领域拓展，从而获得超经济的利益。
5. “血统”的甄别实际上表明，中国在历朝还是人治重于法治。虽然不否认一直有“好”皇帝，但是这个好首先要皇帝好，然后他推行的政策才会好。而不是一个政策体系好从而（近乎自然而然的）催生了“好”皇帝。
6. 当《鹿鼎记》的最后写到众多名士要推举韦小宝来当皇帝时，我不禁哑然失笑。这就有点像福尔摩斯的名言：当排除一切不可能后，剩下的再怎么不合理的解释也就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了。

最后，我想起了《侏罗纪公园》第一集最后的情景，霸王龙厉声咆哮，一个横幅飘下，上面赫然写着：When Dinosaur Rule The Earth.

明朝和汉朝一样，都是由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中国通史》第八编第13页这样写道：

汉高祖刘邦起义前是沛县亭长，可算来自底层。明太祖朱元璋则是出身于真正的贫苦农民，由起义农民的领袖转化为 地主阶级的首脑。一介贫苦农民成为一代开国皇帝，明太祖可谓千古一人。这种独特的经历，使他既对地主豪富怀有深刻的仇恨，又不能不严肃考虑新王朝能否巩固 以及如何巩固的严重问题。他既担心故元王朝的地主官员对他不服，又恐怕同起草昧的文臣武将对他不忠。在位期间，对地主豪富、开国将领和大小官员一再采取极 为严厉的镇压措施，广加杀戮。明太祖的专制统治显得较前朝更为酷虐。

可是，封建体系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是要衰亡的。原因当然可以列出很多：继位的皇帝“一蟹不如一蟹”，王宫贵族的骄奢淫逸，大臣们的昏聩腐败，阉宦的擅专，外戚的干政，地主的盘剥，外敌的崛起，底层人民的起义反抗……

可是，这些原因都还没有接触到本质。历朝历代都不乏开明的中兴之帝，贤达的王室，聪敏的大臣，正直的宦官，体恤的地主，孱弱的外敌，温顺的人民。可是一个朝代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亡而最终被另一个朝代替换。难道这样的更迭没有任何共同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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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公司打工的时候，是非常擅长challenge的。“为什么今天只有6000片板子？”“为什么生产线会DOWN？”“为什么料没有从仓库里PULL出来？”“为什么这个PROCEDURE还没有定下来？”……

Challenge是很正确的做法，有助于帮助我们在工作时迅速找到问题所在，并找到相应的处理方案。这样做的方法、工具和过程是很标准化的，例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4M法，PDCA法，6σ法，鱼骨图，Pareto，SPC等等。

我也很喜欢这样和我的同事们讨论问题。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TEAM LEADER。

Challenge，特别是我推崇的“Healthy Challenge”是组建高效团队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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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发现我很难challenge我自己。我所受到的challenge都来自我的上司。我自己很不乐意对自己进行自我challenge。

如果一个体制决定了我就是拥有最终话语权的人；或者，一个体制决定了我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的最终代表，那么我想我也是不会对自己进行任何challenge的。为什么？对一个人的思维了解最深的人，当然是他自己。有个笑话（虽然是织女星系的笑话）还是很有意思的：

一日，张飞与曹丕于两军阵前相遇，丕伸一指。飞见。伸三指。丕复伸指做八。飞将大腿一拍。丕乃逃。
丕回营。操问之。日：我与张飞说：我要一统江山，他说：我要三足鼎立。我又说：我有八十万大军。他一拍大腿，就要杀我，我就回了。
再说张飞回至营中。备问：何如！
飞乃日：丕乃流氓也！他伸一指问我一夜能做几次。
我说三次。他说他一夜能做八次。我大腿一拍说：把老子的胯子吓软了！他却跑了！

对自己的challenge势必要接触到自己最隐秘的思路，其中可能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理由，所以challenge自己是最难的事情。

可汗：亦作“可寒”、“合罕”。古代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政权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公元3世纪时鲜卑族中已有此称，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始于公元394年或稍后。柔然首领社仑称丘豆伐可汗。宋元以后汉文史籍中省称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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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如果读成第四声，那么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所谓“汗腺的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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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两个不同读音的意义混合起来使用，那么就有了“汗，狂（大、暴）汗，瀑布汗，成吉思汗”这样的递进关系，用来表示一个读者在看到一个弓虽贴后的心情的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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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元朝，我对它的了解限于这么几处：

一、它的版图是相当的大。

二、它在中国统治的时间是相当的短。

三、它的“元曲”与唐诗、宋词并称。

四、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宋、辽、元、金这个时期出现频率非常的高。计有射雕三部曲加上天龙八部。

五、有那么一个叫马可·波罗的人在元朝时期到过中国。

六、有那么一个意大利的作家叫伊泰洛·卡尔维诺的，根据马可·波罗游记和他的冥想，写成了著名的《隐形的城市》。

七、这个朝代的命名来自《易经》中的“乾”卦：

乾
乾，元，亨，利，贞。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以上。

土地还是这块土地，而归属却经历了数次易手。所以，我觉得，单纯看这片地盘是谁在统治，从而得出中国的历史不过区区若干年的结论是仓促了一些的。

人种基因的延续也不能完全成为一个判断依据。据说当今欧洲人的血统中也有当年成吉思汗的Y基因存在，但是也从来没有听说哪个欧洲国家将自己的历史从元朝西进时开始写起。

所以，只有文化和经济的延续才能给我们一个比较连贯的线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搞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22页。）

而文化的传播必然要受到经济的左右。文化本身的价值需要依附于经济的发展。如果大家过的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那么文化生活就会贫乏，更何谈文化的输出和影响；而在经济高度发展后，文化的输出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经济模式的输出。

如果经济模式本身就是扭曲的，那么文化就必然是扭曲的。而在这样的模式下产生的文化，还不如称之为“舶出文化”，因为它的目标大众不是支撑这个经济模式的 芸芸众生，而是制定这个经济模式的若干精英；或者套用比赛场上的行话，就是讨好裁判员的文化。这种文化模式的滋生，大到可见的艺术形式以及婚姻择偶；小到买书听CD以及网络浏览。

当我们在愤青的时候，我们在破坏；而当我们不再愤青（或者有条件的愤青后），我们开始建设。但是，当我们自以为是在建设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破坏更本质的东西——这时我们要么是自觉的，要么是被引导的。而不论是自觉的，还是被引导的，我们都不会承认我们在破坏。

中国在四大文明中，能延续至今，其延续的内涵本身就是文化本身。也许这N千年的文化延续最终妨碍了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别忘记了，这个“现代化进 程”是由另一个文化体系定义并传播的。当然，如果更深一步想，我们也许最终不得不承认，“现代化”这样一个概念（先不讨论这个概念本身应该有怎样的界定） 是无法在这样一个封闭和自包含的文化中产生并广为传播的了。

而如今，当沟通的壁垒已经不再存在，文化的沟通“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犹如黄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判定我们是劣势、他们是强势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失去了所有的阵地。

在我相对有钱的时候，我也非常优雅：当我身处赞比亚、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我也会带有高贵的怜悯而付出甜美的微笑。

而可惜的是，我看不到这样的洪水泛滥什么时候才是终结。而你，我相信，也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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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先出去一会。据说邻村的张婶出事了………

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个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在改革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所以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对于改和不改真的很难判断。所以，也正是基于这个出发点， 改和不改最终都是对利益分配的控制。不论是改的一方，还是不改的一方，其底限都是如此。因此斗争的精密性、可妥协性/不可妥协性、流血可能性，都是由这个 底限来决定的。

我相信辩证法，任何东西都是有两面的，英语里可以说成是：pros & cons。所以，任何改革措施（以及它所针对的要被改革掉的措施）也是如此，都有自己的pros & cons。按照所谓的历史观来看，判断一个措施（无论是改革的还是被改革的）都要放到当时的那个所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而且所考虑的历史跨度越大，就越 是能够“平滑”其效果，也就越能看出效果。

这个问题要展开的话，太敏感了，又正值儿童节，还是不要谈深刻，谈幼稚好了。

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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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RY，还是有下文的）

在饮水思源上瞎逛，看到了一个QMD，虽然不是100%原创，不过也很有意思：

我要感谢:莱布尼茨、泰勒、霍尔、傅里叶、贝叶斯、基尔霍夫、科里奥利、莱茜、薜定锷、拉普拉斯、西门子、奥本海默、箔松、韦布尔、切贝雪夫、拉格朗日、 劳斯、梅逊、伯努利、法拉第、开普勒、哈密顿、马尔可夫、库仑、达朗贝尔、伊凡思、圣维南、巴特沃斯、奈魁斯特、伯德、尼柯尔斯、贝赛尔等等这些我熟悉或 不熟悉的、曾出现在我脑海中现已忘记或仍在记忆中的异国友人：每当夜深人静时，是他们陪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孤单的夜晚；在我状态低迷没有手感时，是他们适 时地来解救我~

儿童节到了，想想还有什么小时候想干但是一直木有干的事情，赶紧去办了吧。

“战还是不战，这是一个问题。”

在我读《中国通史》第五编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贯穿在范文老的文章中，也就一直贯穿在我的脑海中。

对于宋朝的皇帝、统治者、人民来说，战就是要收复失地；不战就是与辽、金讲和，“岁赐”金银若干。

自古以来，农民起义、收复失地一直缠绕在每个封建王朝之中，尤其是每个封建王朝的末期。

史家评论，多赞同农民起义，对妥协投降的封建君主持批判态度，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如今的评论中，有一种论调，似乎说到，正是由于农民起义，造成内战，从而耗费了国力，造成对外战争不利。我个人认为这是很荒唐的。

农民起义，其初衷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只要这个底限被打破，起义就在所难免。而究农民起义最终多以失败告终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本身农民的装备、组织毕竟不 完善；二方面，与后期起义背离了初衷，也就是要当皇帝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有关。所以，从这正反两面都可以证明，农民起义本身的正义性和必然性。

至于那些认为“正是由于农民起义，造成内战，从而耗费了国力，造成对外战争不利”的人，从根本上颠倒了因果。从某种极端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王朝使得人民无法维持生存的底限，那么由起义而被推翻和被外敌歼灭，又有什么区别？

当然，历史上不是没有慷慨求一战的封建君主，而且往往被史家赞。而从本质上说，这样的君主想要收复失地，无非是想给自己的统治地域增加面积而已。而其统一 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君主消耗基本维持的前提下，其消耗由更多的人来承担，那么每个人的负担也就略微轻了一些。所以，封建君主求战的积极意义也只能如此 了。

所以，“一死百了”的说法是很普通的，“一死百了”的做法也是不罕见的。这正是因为不知晓死后的事情，也就不惧怕，不关心了。

卡尔维诺在《帕洛马尔》的3.3.3“学会死”中这样写道：

总而言之，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第一件事就是不应该把死与不存在混为一谈，死的概念涉及到生以前的漫长岁月，也涉及到与其相 对应的死之后的漫长岁月。生之前我们属于无穷无尽的可能性那个范畴，有可能发生或有可能不发生。而死之后呢，我们则属于不可能那个范畴，包括过去不可能和 将来不可能（这是我们完全属于不可能那个范畴，对过去我们已不可能施加影响，对将来则不容我们再施加影响）。

既然已经“不可能”，那么对死的无所畏惧就是统治阶级所不愿意看到的了。

于是，宗教就不约而同的都有“死后”的说法，更有“前生、今生、来生”的说法。

但是，我真的能完全抛弃“死后”的想法吗？父母已经先我而去，我还想继续在另一个世界（不管是哪个）尽我的孝道；倘我先离尘世，对妻、子我还想继续在另一个世界（不管是哪个）尽我的夫道、父道……

也许我对宗教的畏惧只能到这个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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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曾经给父母上了次坟。后来奶奶去世，火化后就直接热葬了，于是又去上了次坟（我外公、外叔公的坟，爷爷奶奶的坟，我父母的坟都在一个公墓，而且靠的很近）。

上次给父母上坟时，我将我做的“任氏有无轩”（包括藏书管理、BLOG）站点，我编写的藏书管理程序，都刻到了光盘上，还将当时所有的藏书目录打印出来都作为给父母带去的祭品。我将它们封在一个塑料口袋里后就回去了。

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再到父母的坟前看了一看。东西倒都还在，只是前两天下了场雨，打印出来的纸张都有些模糊（我用的是喷墨打印机）。我的眼眶突然一酸，眼泪再也不能抑制的掉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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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我梦见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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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能活的更好，只想能安心：安心的活，安心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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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曾经这样呼喊：Eli, Eli, lema sabachthani?

我竟凭借着我这微薄的愿心，而期永恒的慰藉，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愿吾神爱我，永不弃我。

《中国通史》第二编第554页曾论述过三教间的关系，我觉得很精到。范老说：

儒家佛教道教的关系，大体上，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

由此可见，儒家还是一直处于一个核心地位。尽管在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各个皇帝对儒家的抑扬都有不同——自然他们对其他两教的抑扬也都会变化，但是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调和矛盾。这矛盾当然包括三教间的矛盾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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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文“你有信仰吗？”曾经提到，儒学对鬼神的怀疑态度（不轻易肯定也不轻易否定）决定了在以儒学作为立国之本的中国，各种宗教可以并存，但是绝不会成为各教派宗教战争的导火索。

还是回到信仰的问题。一个人信仰的东西就是他认为是“真”的东西。在我曾经贴出的“关于‘真’的研究”的系列文章中（一、二、三），我谈到了“小真”、“大真”。

我也讲到，“小真”是受到“大真”的影响的。但是我依稀没有完全讲到的，是“大真”对“小真”的影响是可以双方面的，而“小真”的形成也不断修正着一个人对“大真”的看法。

例如，一个个体所接受到的“大真”是：人人应善。那么如果该个体所衍生出来的“小真”也是我应善。那么“大真”对“小真”的影响是积极和同相的；但是如果该个体由此而衍生的“小真”是我应恶而获得个体的最大保护，那么这样的影响是消极和反相的。

而正是这样的消极和反相的影响下的“小真”对该个体的“大真”起着修正的作用。该个体会想，别人的“善”是不是也是伪装在本我的“恶”之外？人心就是这样的不古起来。扯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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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一个宗教，就是相信该宗教为自己的“大真”。例如，唐朝皇帝兴道教，不管在政治上有何企图，想要长生不老，炼丹飞升，却是一致的。皇帝大都是想“仙福永享，寿与天齐”的家伙，光统治还不够，还要统治的长久一些，至于统治的好不好却不是concern。所以，唐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都是吃所谓的 “长生药”送了命。二十个皇帝中有五个是这样送了命，比例也确实相当的高了。

既然皇帝有着其天生的对立面，所以皇帝寻找帮手，其对立面寻找帮手来各自壮大自己的力量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而释、道正是这样的帮手的合适人选。而释、道中也必有“玲珑剔透”之辈，能适应皇帝之“小真”，结合自己的“小真”而修订自认的“大真”。

举唐朝的两个例子：

• 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继承权，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唐太宗。唐太宗迅速获胜，道教按照唐高祖兴道抑佛的既定方针继续得到发展。
• 唐 高宗与武则天是夫妻，但是权利斗争依然存在。唐高宗以道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武则天以佛教徒为自己的用户者。683年，唐高宗死，佛教徒助武则天夺位有 功，得到的报酬是明令规定释在道之上，僧尼在男女道士之上。到唐中宗恢复帝位，起初意识到自己是唐朝中兴之期，令贡举人学习《老子》，但不久韦皇后掌权， 佛教徒又得势。等唐中宗、韦皇后死去，唐睿宗即位，受佛教徒的影响。而到唐玄宗，看到了佛教所含有的危害性，即位后就大兴道教。

在这样的更替中，一方面更从根本上验证了中国不会有一个宗教朝廷，而另一方面更是说明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宗教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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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皇帝不需要真正的去信仰一个宗教，而获得该派教徒的支持。他要做的，只是许诺在其利益中分出一块即可。而自有教徒去修订教义，鼓动教徒去拥护这个， 反对那个。因此，本来是小众之间的仇恨演化成教派间众多教众间的仇恨。而教众认为的“宗教”仇恨其实更可能是懦弱的皇帝要奋起反抗彪悍的皇后的冲动。弗洛伊德应该对此有过研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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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真的是很好。至少让我知道，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有信仰——哪怕只是声明自己有信仰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父亲所做的只是信仰其中他认为是“真”的理论，而绝不参与到任何形式的活动中去。这点倒是和“坐禅”类似了。

没有什么想法可以在实施中完全不偏差。而细微的偏差，经由“混沌”效应，就有可能无限放大。所以最后往往南辕北辙，这点倒有点像以前电视里见有人玩过的“拷贝不走样”的游戏。这里有个很经典的笑话描述了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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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美军1910年的一次部队的命令传递是这样的：
营长对值班军官：明晚大约8点钟左右，哈雷彗星将可能在这个地区看到，这种彗星每隔76年才能看见一次。命令所有士兵着野战服在操场上集合，我将向他们解释这一罕见的现象。如果下雨的话，就在礼堂集合，我为他们放一部有关彗星的影片。
值班军官对连长：根据营长的命令，明晚８点哈雷彗星将在操场上空出现。如果下雨的话，就让士兵穿着野战服列队前往礼堂，这一罕见的现象将在那里出现。
连长对排长：根据营长的命令，明晚８点，非凡的哈雷彗星将身穿野战服在礼堂中出现。如果操场上下雨，营长将下达另一个命令，这种命令每隔76年才会出现一次。
排长对班长：明晚８点，营长将带着哈雷彗星在礼堂中出现，这是每隔76年才有的事。如果下雨的话，营长将命令彗星穿上野战服到操场上去。
班长对士兵：在明晚８点下雨的时候，著名的76岁哈雷将军将在营长的陪同下身着野战服，开着他那彗星牌汽车，经过操场前往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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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坚持自己的想法，不为他人轻易所动，才是我的处世之道。

根据《吴越春秋》等史书记载，春秋时期，吴越相争，越王勾践献西施，吴王夫差建“馆娃宫”。现灵岩寺一带即为馆娃宫遗址，有吴王井、玩月池、响屐廊等遗址。

小时候春游，去过灵岩山。当时还没有那么深刻的历史知识，只是喜欢山上山下的跑。略微长大一些后，到了“知慕色而少艾”的年纪，就幻想西施MM有如何的美丽窈窕。而日后再到灵岩山游玩，看到玩月池方圆不过廿米左右，水深不过三尺，给西施MM洗澡尚嫌太小。于是心中认定是庙里的和尚8HD，将真的玩月池覆盖了起来，在其上用个小水池敷衍了事。

一直奇怪怎么没有人愿意投资拍这么一个题材的片子（在GOOGLE上搜索时发现有电视剧的消息http://yule.sohu.com/20060301/n242971519.shtml，但是好像没有找到电影的拍摄消息）。

这样的一个题材为什么没有人拍呢？按照我的理解，这样的一个片子将包括：

政治：吴越的争霸从某个侧面展现了春秋时期中国南方地区的斗争。吴阖闾先负于越国，然后其子夫差复仇成功，然后再是勾 践“卧薪尝胆”的再次复国。当然，勾践的胜利才是最终的胜利。吴国从此就灭了亡。勾践为了能让夫差相信他是完全归顺了，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夫差有次生 病，大夫说要有人去尝粪便的滋味后才能更精确的配药。当时吴国中各个朝臣、王公、妃嫔面面相觑，无人敢出头。而勾践却去做了。据说因此勾践获得了夫差的完 全信任。

经济：勾践回国后，有一年越国粮食歉收。勾践以臣国身份向吴国借粮，答应来年一并奉还。但是在归还的时候，却将所有稻谷先行蒸熟，导致吴国次年播种时颗粒无收，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吴国的农业基础和经济基础。

军事：吴越间的战斗应该是场面恢宏的很。

规划：伍子胥为吴王规划姑苏城。设东南西北八门。如今尚存盘门水陆城门为当时旧制，弥足珍贵。另有故老传说，伍子胥造 城墙时所用砖块皆用糯米粉夯成，历年不朽，可供战时挖出使用以抵御粮荒。伍子胥规划的优异成绩，到今天都可以得到验证。苏州古城区自吴国起到现在一直没有 迁址，城内主要干道几乎仍旧延续旧制。宋《平江图》所刻苏州街道、地名至今仍然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一一对应。这样的规划，不禁令当代人汗颜。

谋略：勾践能最终战胜夫差，贵在能用人。文种、范蠡不一定敌的过伍子胥，但是夫差对伍子胥有言不信，甚至中了越国的反 间计将伍子胥杀死。而勾践抓住夫差的人性弱点，送上西施MM，展开了古往今来最成功的美人计。同时，西施又借着想念故乡的花粉味道，怂恿吴王从吴国到越国 开凿了一条香泾，虽说是用来运送香料，但是在战时却被用来运送兵士，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神异：传说伍子胥死后，让人将他的双眼挖出，悬于城门之上，他说要看着越国的军队打到吴国来。后来，越国的军队欲从该 城门经过时，伍子胥的双眼突然暴睁，眼角流血，越国军队竟然不敢越城门一步。后来文种大夫劝说道，当年先生也是怒鞭楚王尸体，有仇必报正是君子本色，先生 何必过分计较。伍子胥才阖眼。后来夫差自杀，死前要求侍从在他的脸上覆盖白绢一方，云羞见伍子胥于地下矣。如今吴地风俗，人死后均以白布蒙脸，该风俗自夫 差始。

多角感情：一个女人自然是西施；三个男人就是夫差、勾践和范蠡。传说最后的结果是范蠡带了西施逍遥江湖，最终成了富甲天下的大商人。从越国的角度来看，西施自然是功臣；从吴国的角度来说，她是红颜祸水；从范蠡看来，她还是邻家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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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这样。今天在网络上看到易中天所谓“第一历史，第二历史”，想起了年初观看Roger Waters上海演唱会时的情形。

当时从不知何处飘出一只充气的塑料猪，上面用中文歪歪扭扭的写着：你可以重写历史，但不能改变它。据说是崔健的笔迹。